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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工作因素來到南美洲巴西,過程中發生了不少趣事,也有一些個人的社會觀察,跟大家一起分享。

剛到巴西之初,有一天晚上我去住處附近的超市買日常用品。才剛把東西放上結賬櫃台,收銀員就嘰哩呱啦地用葡萄牙文問了我一串話。我兩肩一聳,用英文跟她說我不會講葡萄牙文 (我想她大概也聽不懂英文,但大概知道這個我不會講葡萄牙文)。 於是她做了個無奈的表情,接著開始刷購買商品的條碼,我也拿出皮夾中的信用卡準備結賬。

巴西跟美國一樣,金融卡有分信用卡 (credit card) 跟轉賬卡 (debit card)。拿到這張信用卡時在巴西的親戚有跟我解釋了一遍,並教我信用卡葡萄牙文的說法。 所以當店員把我信用卡拿去,又嘰哩呱啦地講一串話時,我猜她大概是在問我這是信用卡還是轉帳卡,便自信滿滿大大聲地跟她說:“CRÉDITO!”。

這位店員大概覺得這人還真妙,葡萄牙文不會講,信用卡倒是講得挺字正腔圓的,被我看到她忍住偷笑跟身旁的同事小小聲地不知道在講。接著她突然轉過頭來,用很慢的速度對我說:“chinês? japonês?”這句我就聽懂了,她是想問我是中國人還是日本人。正當我想要跟她說我是台灣人時, 我突然想起之前在美國常發生跟美國人講自己來自台灣對方卻滿臉問號的情形。美國都這樣了,巴西大概也不會好到哪去。於是我就用 “反正講了妳也不會知道” 的語氣說: “Taiwan”。

沒想到這位店員聽到台灣之後突然整個人興奮了起來,睜大了眼睛用手指著我說:“法士空? 法士空?” 我心想這店員還真奇怪,幹嘛跟我講美國福斯電視公司的網頁Fox.com,於是皺了下眉跟她搖搖頭。 沒想到她還是不死心,一直比著我說:“法士空? 法士空?” 接著我突然恍然大悟,她應該是在說在富士康 (Foxconn),台灣郭董的富士康啊!於是我也笑了起來,點著頭跟著她講 :“法士空! 法士空!”

走出超市時我不禁在想:郭董到巴西來設個廠,現在連超市的收銀台員工也知道台灣。但我接著又想到,巴西的親戚跟我說富士康在我住的城市附近就有設一個廠,該不會這位收銀小姐以為我是富士康的員工吧?這下誤會可大了!不過管他的,在台灣沒機會當科技新貴, 就在巴西當個假科技新貴,過過乾癮吧!

有一次在路上看到一台轎車在後車窗上貼上廣告,上面寫著 “marido de aluguel”,心中不禁大吃一驚,因為這個詞如果直翻成英文的話是 “husband for rent”, 也就是 “丈夫出租” 的意思。當時心裡想說:哇!台灣跟巴西果然文化差異很大,台灣都是抓猴的廣告,這邊丈夫不但可以出租,還可以正大光明做廣告。

之後跟巴西朋友問起這件事 (了解是否有工作機會?),才知道這個marido de aluguel原來是指類似到府修水電的服務。(可以上搜尋引擎,用marido de aluguel搜尋圖片)。不過看起來抓猴在巴西是藍海市場,說不定很有發展潛力。

2013年6月初巴西最大城聖保羅爆發了大規模的抗議活動。示威者最初最初在聖保羅最熱鬧的聖保羅大道 (Avenida Paulista)聚集,之後這波抗議浪潮逐漸蔓延到巴西全國主要城市。這次抗議運動的起因是聖保羅市市長把公共運輸的票價從3.00巴西黑奧漲為3.20巴西黑奧 (以當時匯率換算,大概是由42台幣漲到45台幣)。但看似微不足道的三塊台幣,卻是壓垮巴西人民不滿情緒的最後一根稻草。

巴西人民對於政府公共服務品質低落,以及長期無法有效控制通貨膨脹等狀況早有怨言。巴西政府幾年前爭取到2014足球世界盃跟2016奧運的主辦權,短暫的國家榮譽感後隨之而來的是興建相關硬體設備的高額預算,計畫案的審核跟發包過程中又接連爆發數十億美金的貪污醜聞。一般巴西人民的感受是:政府沒有把預算花在最需要的教育跟公共建設也就算了,用比歐美先進國家還要高的預算蓋體育館跟選手村,居然把腦筋動到沒錢買車,需要靠公車、地鐵通勤的低收入通勤族身上。三塊台幣就像引信一樣,把埋在地底下的炸藥一個一個引爆。

之後在一個社交場合中,我跟一位巴西朋友談到這起抗議活動。對談一陣子之後,我向這位朋友問了個問題:我可以理解在北非、中東等回教國家的人民上街頭示威,甚至醞釀革命,因為這些國家的人民沒有投票權,國家大權長期掌握在少數人手裡,他們是走投無路被迫反抗。但巴西呢?巴西政府是由全體人民選舉選出。我常聽到巴西人民對巴西政府不滿,但為什麼不用選票將不適任的人換下來呢?

這位朋友這樣回答我:巴西有很大一部份貧窮人口,這部份人教育程度低,收入不高,因此特別容易受到政客們利用。政客們藉由政策買票,用糧票、低收入戶減稅的方式獲得這些人口的支持,成為成為政府官員或是議員。先不管這些政客慷國家慨造成的財政短缺要用哪裡的資金來補,這些糧票、稅金免除老實說不會對這些家庭帶來什麼實質上的改變,他們的下一代只能在同一個社會階層裡浮載,但這種短視政策的確會讓教育程度不高的階層認為至少這些政客關心他們的生活。如果一個國家的貧窮人口眾多,一堆不肖政客們循這種模式進入國會跟政府行政部門,那麼貪汙跟行政沒效率也就不足為奇了。

另外一個因素是資源及權力過度集中。巴西經濟主要是以礦產、農業、畜牧業為主,民生工業非常弱。歷史跟政策的因素讓這些產業控制在少數富人手裡,特定幾個家族加上天主教教會就能對國會跟政府產生相當大的影響力,在這情況下,制定政策很自然地不會以多數人民的需求當作出發點。

之後我時常想起這段對話,也讓我不由自主地拿台灣跟巴西相比。我們沒有龐大貧窮人口受政客操縱,但是藍綠二元意識型態是不是就像糧票或低收入戶減稅,讓政客們一而再,再而三地藉由操作此議題進入國會跟政府行政部門?國會議員是由每個選區選民選出,本來就該代表該選區的民意,是不是二元意識型態讓選民縱容執政跟在野黨用所謂的黨紀處分操控重大政策制訂?最近的服貿爭議不就是因為有相當比例的人民擔心此一政策讓中國影響力進入並控制台灣主要產業,像巴西的礦產、畜牧大亨一樣,由少部分利益團體決定全體人民命運?1950到1970年代的台灣社會並不富裕,但是社會價值觀讓父母願意投資在子女的教育上,而社會也提供這樣的制度,讓低收入家庭子女透過本身努力打破惡性循環,帶動了台灣階級的流動。但目前台灣的教育跟社會制度又給弱勢家庭的小孩留了多少空間?

異鄉生活提供了我看自己國家的不同角度。除了博君一笑的趣事,也希望用巴西的例子當作一面鏡子,讓大家用不同角度來思考台灣目前面臨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