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撼教育

我小學時期,有一天母親今出席”母姊會”後返家,很嚴肅又慎重的告誡我:千萬要用詞正確,不可大意。原因是–課本上教我們政府的構成要素:政府、人民、土地和權利 (編按: 權利後來改為「主權」)。某同學在考卷上的答案是: “人民政府、土地權利”。

在60年前,反共抗俄、殺朱拔毛年代的非常時期,”人民政府”觸動了某些大人的敏感神經。”內行人”毛骨悚然, ”外行人”一頭霧水,現在回憶起來,真是天大的笑話!

保密防諜

小時候父親在一樓上班 我們家住在二、三樓。某日我輕聲下樓,突然發現一位職員在我父親單獨的辦公室外”偷聽”,好奇的我也躲在樓梯間的縫隙偷看。果然,三番兩次的一直在偷聽,我事後趕緊向父親說。我父親曾經在美國大使館工作過, 也是英文日本時報駐台特派員(記者),當然認識在政府情治單位的”外圍組織”的工作朋友,請他”包打聽”,確認是互不相識的同志, 當然趕緊請他走路。否則胡亂被密告的結果,尤其在戒嚴時代,會有令人意想不到的嚴重後果。還好即時發現,平安脫困解圍。

匪諜就在我身邊?

余登發老先生曾當過國大代表和高雄縣長。他出生在日據時代,自然精通日文,曾經是敝社(台英社)的日文報刊讀者。但他一直是當時政府登記有案的頭痛人物。

戒嚴時代凡是要訂閱日文報刊雜誌,都必須向新聞局申請許可證,才有資格閱讀。余老先生縣長任期結束後,新聞局就停發許可證,不准再閱讀了。但他一上來台北,三不五時就會來敝社”借看”日文報刊。他曾經是有頭有臉的大人物,”骨頭又硬”,不敢得罪。無可奈何的我,更怕政府單位找麻煩,下場就是”淒風苦雨”,可想而知。

果然,他就莫名其妙地,被政府判他八年的匪諜罪,證據之一,竟然是:「影印日本報紙,提供有心人士閱讀」。從小學就被教育保”命”防諜,雖然在我的”視力”範圍內,借看是不會有錯。但是在非常時期,萬一亂被誤控,天哪!我很可能會去綠島進修,唱好幾年的綠島小夜曲了。

註:以上的圖片部份來自網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