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黃惠娟
很多人都吃過瑞士巧克力(made in Switzerland),但是,卻很少人知道,瑞士巧克力裡頭用的牛奶,要比歐盟其他國家貴上三成,更比第三世界國家貴上兩倍。要貼上「made in Switzerland」這個字眼,有兩個條件,一要在瑞士製造、一要用瑞士產的牛奶。吃起來差別在哪裡?「格外的乾淨、安全。」瑞士巧克力協會執行長(CEO)法朗茲.施密德(Franz Schmid)說。

特色、創意倒在其次,仔細推敲,品質、可信賴才是「made in Switzerland」的招牌。

富邦集團總裁蔡萬才二月份接受《商業周刊》訪問時指出,要解決台灣目前面臨的失業困境,要學習瑞士發展服務業與金融業的經驗。經建會早在元月提出「觀光倍增」方案時,也是直指台灣的觀光業要學瑞士。

大家都說要學瑞士,到底是要學瑞士的哪一點?瑞士人如何讓全世界甘心買貴?

一張張瑞士人的臉譜會說話。

派翠克.法柏(Patrick Favet)是瑞士知名機械表商江詩丹頓(Vacheron Constantin)的鐘表匠(watch maker),不久前才由另外一家號稱世界最貴的瑞士鐘表商百達翡麗(Petek Phillippe)轉到江詩丹頓。雖然生就一副高大的身軀,不過,十多年來,他的工作卻是沉默地在遺世獨立的環境中,每天與幾個指尖大的鐘表零件搏鬥。

只有極少數的製表工人,可被稱之為鐘表匠。不同於石英表是以電子為動力,機械(mechnical watch)表殼內沒有任何電子零件,所有功能與動力,都是靠機械零件組合後上發條。

‧   專注且堅持
鐘表產值占全球五七%
六十名工匠每天生產一只高級表

高達兩百個零件巧妙鑲嵌在鎳幣般的表殼中,只要一個零件有些微誤差,一只少說數十萬元的表,價值就從天堂被打入地獄。鐘表匠只做兩件事,就是用其極其敏銳的指尖,做組裝及最後的測試,將細小、冰冷的部件點石成金。

江詩丹頓鐘表製造廠就位於法國邊界、十多家頂級表商聚集的諸羅山間,六十名工匠平均每天只生產一只高級表。三十出頭的派翠克.法柏,雖然只有職校文憑,每月薪水可達六千塊瑞士法郎(約合新台幣十五萬元),比受過大學教育的上班族不遑多讓。

「最頂級的鐘表雕刻師月薪更是沒有上限,在家接案子就好。」江詩丹頓的行銷經理大衛.伯納(David   Bernard)補充。

五十七歲的里諾.卡伯拉(Lino Cabras),是派翠克.法柏的同事,他十七歲時就進入製表業,從小學徒做起,再過七年他就可以退休了。他的正式頭銜是拋光師傅。

這個工作是利用皮革、木材等不同材質,將已鍛鍊成型、指尖大的部件打磨出角度、光滑的表面及炫人的光澤。拿到比較複雜的部件,甚至一件要花兩、三天的時間,才能磨出漂亮的光澤與角度。

雖然語言不通,羞澀的卡伯拉先是張著羞怯的雙眼一旁觀察我們;然而,坐上操作台後,自信而滿足的神情從他眼中四射。「只有他能操作那台機器。」大衛.伯納說。

像法柏和卡伯拉這樣的製表工人,都是受過小學及中學九到十年義務教育後,直接進入技職體系,一生只琢磨一項技藝,但是,不論負責的是哪一個流程,在江詩丹頓的工廠中,每一位工作者都是從容、清爽、自信,沉浸在各自的工作節奏中。

‧   量少但質精
從不量產,質地無可挑
提高每個環節的品質

他們一天工作超過八小時,因為必須很專注,或許一週才能完成一件指尖大的部件,工作單調而蒼白。完成的產品漂洋過海後,卻躍身為專櫃櫥窗裡一雙雙渴望的眼神。「他們有在創造藝術品的驕傲。」江詩丹頓全球總裁普洛許(Claude-Daniel Proellochs)說。

瑞士執全球鐘表業龍頭長達兩百年。目前是瑞士第三大製造業的鐘表業,去年五百七十家表商,共創造一百零六億瑞士法郎(約合新台幣二千六百五十億元)的營收。二○○一年瑞士出口的鐘表數量只占全球的一六%,但產值達到全球的五七%,全球高單價鐘表九成是瑞士製品。

此外,二○○○年瑞士出口的手表平均單價三百一十二瑞郎,相較於前一年成長一九.五%。這一點也可從瑞士表的平均單價為其他主要製表國家的兩倍以上,充分說明這個現象。

「瑞士幾乎從沒有大量製造,量少質精的產品是多數產業的特色。」瑞士經濟事務局(SECO)大使艾瑞克.薛德格說。

紡織業也是如此。一百五十年前,瑞士即是靠紡織開始工業化,帶動化工,以及金融保險業的興起。但是,近二十年來,紡織業遭逢結構性重整,總人力由六萬八千人減少至二萬五千三百人。

不過,瑞士紡織業的產能卻成長九成,至今還是第四大製造業產業,以生產少量高利潤的巴黎、米蘭等高級訂製服(haute   couture)為主。

小小的差別,創造大大的價值空間,瑞士的產業發展,特色都很類似。

「瑞士對於那些沒人賣過的產品,並非特別有創新的能力。傳統瑞士企業是去適應新科技,然後找出新的解決方案以提升它的品質,工具機產業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因此就可以遠離價格競爭的市場。」薛德格說明,傳統瑞士的競爭力並非在於創新,而是品質改善。

「低價產品對我們沒有威脅,因為那不是我們的市場。」瑞士電機電子協會秘書長麥耶博士說。

問他美式大量製造的產品,對他這種歐洲思維是否造成威脅,他用詞審慎但面露譏諷的說:「當我到美國,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們連裝廁所紙的鐵製滾筒,都無法將紙齊一裁下來,你說呢?」「我們不賣便宜貨。」他直截了當的說。

但是,要如何才能做高價高毛利的產品?「在每一個環節都不斷的提高品質。」麥耶說。

一樣都是製表,亞洲大量製造的鐘表只要十個零件,所有的零件每樣都是機器大量製造、濺鍍,幾分鐘一只新表就出爐了。

反之,江詩丹頓的表至少有兩、三百個零件,至少一半以上的零件都要再經過人工的拋光、打磨、測試。「原來以為機械表在石英表出現後會變成明日黃花,沒想到高價的產品仍然有市場。」瑞士鐘表協會總裁尚丹尼爾.帕區說。

不斷的品質改善,需要的是對細節的耐煩,以及願意「雞蛋裡再挑骨頭」。

‧   細心且尊重
不只對細節耐煩,也在雞蛋裡挑骨頭
官方旅遊網頁上提供二十種語言備查

瑞士鐵路以準時聞名。四千平方公里大的國土面積塞進了五千多公里的鐵路,每一寸國土都有鐵路經過,然而,瑞士鐵路局還是在二○○○年發動了一項「Railway 2000」的計畫,計畫再興建偏遠地方的鐵道,並在原來沒有配置隨車人員的列車上增人,進一步提升客戶滿意度。
增加海外據點客戶服務,也是瑞士整體競爭力極強的一環。全球第四大食品處理機品牌Buhler,成立於一八六七年。「我們當時的機器,兩台就足以滿足國內市場了,」Buhler業務副總比柏榕(Eberhard Perlberg)說,因此,Buhler早就開始做海外行銷,「一八九一年我們就建立阿根廷據點,當時光是到阿根廷要一個星期。」他說。

如今,營運總部還在發跡地」」人口不滿萬人的小鎮Uzwil,早期的麥粉研磨機的技術也進化到食品處理機及其他精密工具機,在二○○一年的全球營收為十四億二千八百萬瑞郎(約合新台幣三百五十七億元),算是典型的中小企業(跟台灣的禾伸堂規模相當),但Buhler在超過一百個國家卻設有分支機構。

每一只瑞士製的手表,即使最便宜的產品,如一、兩千塊瑞郎的Satch的石英表,在台灣都有維修點。「你手中的這只表(定價新台幣四千五百元),我打賭最少在香港有維修人員。」丹尼爾.帕區說。

每到一個旅遊景點,迷途的路人總可向旅遊中心(tourist information)請求支援,不管是在最大城蘇黎世,或人口僅有五萬的製表小鎮比恩(Bienne),旅遊中心人員的標準動作都是一個溫暖但不膩的微笑,迅捷的取出地圖,以螢光筆標出目的地,最後以英文建議你不同的到達途徑。

而打開瑞士旅遊局的網站,可分別用二十多種語言瀏覽,連「南非英語」這種只有南非人能區分出不同的語言都有。台灣人最愛的景點鐵力士山,從山下到山頂共要換三趟纜車,每一個轉接點都有詳細的中文標示。「山頂餐廳還備有詳細的中文菜單。」曾派駐瑞士十二年、現任經濟部政務次長的陳瑞隆印象深刻的說。

在瑞士旅遊,跟買瑞士製的產品一樣,除了貴,很難讓你挑剔。

‧   保守且務實
工業化晚,勤奮態度一如農業社會
生活前提是工作,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耐煩處理細節,與向自己挑戰的特質,可以從瑞士的歷史觀察出來。跟台灣的命運類似,瑞士一直以來是在列強縫中求生存。最遲在一百八十年前拿破崙時代,都還被法國統治,所以他們特別想要掌握自己的命運。

一直到現在,瑞士跟台灣一樣都是強制入伍,如今,成年男子家中都還備有軍事裝備,烽火一起,就能拿起武器保衛家園。「警覺、保守、務實」因而成為對瑞士人常有的形容詞。

事實上,瑞士算是歐洲工業化較遲的國家,甚至較東歐的捷克、波蘭還遲。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至今的黃金五十年,才是真正讓瑞士達到「均富」的關鍵時期。

二○○一年,瑞士的國民所得三萬四千一百八十五美元,幾乎是台灣的三倍。瑞士貿易發展協會(類似台灣的外貿協會)公共事務經理史提芬.麥耶(Stephan Meier)說,五十年前的瑞士比較像今天的中國和印度,極貧及極富並存。

直到今日,瑞士人生活的前提就是要工作。雖然瑞士是以人道關懷聞名於世、每年對慈善機構與紅十字會的捐款居於全世界前幾大,但社會福利制度仍是強迫失業者儘快找到工作。「瑞士的失業者,日子會比其他國家難過一點,」艾瑞克.薛德格說,「他們喜歡工作,而且尊重自己跟別人的工作。」而駐台長達十五年的台北瑞士商務辦事處主任費爾(Jost Feer)說,他自己在台灣,週末時仍在收發e-mail,處理公務。

喜歡工作,這從工匠到上班族,從公務員到學生,還維持勤勉與規律可以看出。「瑞士基本上還是農業社會的生活形態。」遠嫁瑞士的台灣人陳玉蘭這麼描述。

清晨五點,瑞士第一大城蘇黎世就發出了第一班電車,六點多從郊區靠火車通勤的火車上,衣著樸實的瑞士上班族擠滿了火車站,八點之前辦公室裡早就燈火通明繁華了起來。

二月中旬,零下六度,大雪紛飛。清晨六點,黑暗的天幕還看得見微弱星辰,陳玉蘭國一的大兒子艾迪,跟國小三年級的小兒子艾德蒙就踩著腳踏車奮力騎向學校;晚上九點,多數人就準備熄燈就寢。

「多數的瑞士人不會覺得自己有錢,」史提芬.麥耶說,「我爺爺那代太窮,只能出外幫義大利和德國當傭兵,根本存不了錢。我父親那一代恰巧碰到戰後(第二次世界大戰),滿地都是創業機會才富起來,現在算是富到第二代。」

‧   富有與付出
有所得就有所付出
每週三十五工時竟遭七五%公民反對

問他富到這麼多代後,為什麼沒有出現向上一代伸手要錢、只要享樂不要工作的論調?「有所得就有付出。可能是我們十八歲以後就想獨立於家門,不要人管吧?」史提芬.麥耶解釋。

不久前,四大政黨中的社會黨想要效法法國,提出每週工時由四十二小時,降至三十五小時的議案。交付公民投票的結果,是七成五的民眾投票反對這個議案。「很不可思議對不對?因為人民知道少工作就要少消費,所以,他們覺得多工作沒有問題啊。」艾瑞克.薛德格說。

同時,瑞士同樣也以罷工率低聞名。「所以,相較之下,外來投資並不覺得瑞士的勞工貴。」類似台灣的總公會Economiesuisse的公共事務總監傅雷迪.穆勒(Fredy Mueller)說。

或許是社會階層(hierarchy,意指在品類、順位或階級上逐一升高排列的人)不明顯使然,職業尊卑在瑞士也沒有特別凸出。相對於歐陸其他在歷史上留下赫赫聲名的大國,瑞士從未產生有力的王朝。加上經濟發展是近一百年來的事,因此,社會階層較歐陸其他國家來得少。「所以,瑞士旅遊的強項裡沒有歷史古蹟,多半是靠天然資源。」陳瑞隆對瑞士下一個註腳。

在瑞士經濟事務局工作、十六歲才由柬埔寨以難民身分逃往瑞士的許俊德說,不久他出席前一場由瑞士駐中國大陸大使主講的演講,聽眾異常踴躍,晚到的人全部站著聽講。

「我身邊就站兩位大使級的人物,在瑞士,沒人跟你講身分、地位,遲到就沒位子坐。」也因為這種平等精神,許俊德現在仍很感激瑞士政府當初讓他和一般瑞士小孩一起受教育、進大學。

‧   台灣的反思
提高價值,學做「賺一顆蚵仔」的生意
想要富過三代,老闆到員工都要提升

經濟部官員麗塔.巴德格(Rita Baldegger)聽到來自台灣的我們,問及學歷與社會地位關連性問題時,就舉自己的例子說明︰父親是工人,家中小孩只有她一人大學畢業,其他沒念大學的兄弟姐妹,都是技職教育出身,並沒有人認為不念大學很丟臉。

相對於瑞士,台灣近三十年來的經濟發展,仍未脫離以量取勝、薄利多銷的特色。

嘉義縣長陳明文曾以更通俗的語言形容,台灣人「只會賺一斤蚵仔的錢,不會賺一顆蚵仔的錢」。法國人賣生蠔就是按顆計價。這是經營高附加價值的生意,需要不一樣的智慧,台灣人從老闆到勞工都需要提升。

中研院社科所研究員、現任景文大學校長的朱雲鵬,近年來發表一連串關於台灣失業問題的研究,其中有兩個重要的發現。

第一、朱雲鵬發現,近十年來台灣製造業的附加價值的提升,由營收擴大所帶動的營收效果占到近九成,經由提高附加價值的效果僅占一成左右。觀察近十年製造業的發展,朱雲鵬指出,台灣其實並未明顯往高附加價值與注重研發創新等方向走。

第二、台灣的傳統產業衰退的速度過快,但傳統產業能提供大量就業機會,全球化浪潮下釋出的失業人口,主要即來自傳統產業。

朱雲鵬引用主計處的資料指出,一九九九年荷、瑞、英、法及義大利的傳統產業,占全體製造業附加價值的比重均達七成以上,亞洲的日本亦有六成,均較台灣的五成六來得高。因此,朱雲鵬認為,我國傳統產業的比重已經偏低。

同樣的產品,台灣是每十件、百件喊價,瑞士卻能「按件計酬」,這把通向競爭力之鑰,即在於新科技不斷淘汰舊產業的結構調整中,注入務實、持續再改善的精神。

不斷提升品質讓全世界「甘心買貴」,是歐洲的小國瑞士人,打造百年競爭力的核心精神,但俗話說:「富過三代,才知吃穿」,其實要能從賣「一斤蚵仔」提升到賣「一顆蚵仔」,所要具備的除了是無可挑剔的品質外,富過三代以後隨之而來的品味事物的眼光,更是惡補不來的素養。

富過一代以後的亞洲小國台灣,現在正遭遇嚴厲的升級挑戰,可喜的是,正因為富過一代,台灣比亞洲其他國家更有做「一顆蚵仔」的本錢。努力加上品味,在瑞士精神衝擊下,台灣經濟將會激盪出什麼新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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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2
政府組織超迷你 總統一年換一個

文/黃惠娟
瑞士不同族群間流傳著一個笑話。有一天,傾盆大雨落在一排操練中的士兵頭上,挺直腰桿,恍若不知大雨已至的,一定是德語區的士兵;狼狽不已,還嘟噥著抱怨長官為何還不解散的士兵,必然來自法語區;而早已大夥吆喝著閃進門廊避雨的,不用說一定是義語區的軍人。被喻為「最民主的國家」的瑞士,如何在小小土地上,讓不同背景的人民都可暢所欲言,卻又不會狂熱到種族對立?政治穩定是經濟富足的前提,瑞士政府與民主的經驗,對同樣政治狂熱卻更紛亂的台灣格外有參考性。

‧ 社會政治環境穩定
有助於維持專心投入的人力

工業化以前被歐洲人視為「山地人」的瑞士,個性保守而排外,如今組成瑞士的二十六個州(canton),不是基於血緣或語言文化而結合,而是幾百年來為了抵禦如德、法等更大的敵人,不得不針對不同利益結盟,而演變出今日國家的形態。

四個主要民族、四種官方語言(德語、法語、義語及羅曼語)共存在面積只比台灣大一四%、人口卻少三分之二的地方,加上位處於德、法、奧、義等強國中間,自古以來,瑞士就是一個在對外及對內都習慣衝突下求生存的國度。

正因為如此,瑞士歷史上,並不曾出現過強有力的,且曾經統一全瑞士的宗主;也因為如此,如今組成瑞士的二十六個州或半州,擁有的自主權力相當大。

由於長期以來的衝突文化,「妥協」與「共識」這些語彙,在政黨互動、做生意等各個層面,鮮活地反映出這些既不輕易認同他人,卻又必須共同抵抗外侮的瑞士人的務實性格。

一八一四年,歐洲列強同意瑞士做為「永久中立國」後,一個半世紀來,瑞士得以成為少數免於烽火摧殘的國家;也因為這樣,瑞士得以全力用來解決國內的衝突問題,不少憲政制度,即在此時奠下基礎。

‧ 精簡而節制的政府
中央僅七個部會,部長輪流當總統

因為地方分權十分徹底,地方仍享有相當行政權,擁有包括教育(可設立包括大學的各級學校、學制及教材等)、司法及立法機關,因此中央政府相當精簡,總共只有七個部會、三萬六千五百名公務人員。

「他們的公務人員一個人當兩、三個人用,晚上也不應酬,常工作到八、九點才離開。」外交部駐瑞士台北文化經濟代表團代表王世榕觀察。

更有趣的是,因為行政權限並不是集中在少數人的手上,所以,行政機構也很少傳出貪污舞弊的情事。

瑞士七名部長,是由類似台灣立法院的參眾兩議會、共兩百多名議員中選出,分別擔任外交、內政、軍事暨運動、財政、法務暨警政、經濟、交通暨能源的部長,四年一任。總統即由這七名部長中推派一位擔任,一任任期只有一年,而且不能連任。

而與台灣令民眾詬病的立法院作秀文化不同,瑞士議會一年開會四次、一次三個星期,等於一年只有三個月會期。

而且,議員多半有各自的主業,或者是教師,或者是技師等,開會期間才向業主請假。也因為這些議員並未配置助理,法案多由議員自己草擬完成。「不久前,曾有提案要為每位議員增列一名助理,結果被公民投票否決了。」王世榕說。

同時,議員沒有固定薪資,只有開會期間支領出席費,一次約三百瑞士法郎(約合新台幣七千五百元)。

‧ 總統僅是象徵地位
一年一任,不可連任

最特別的是,瑞士總統只是象徵性的地位。「基本上總統的權力跟議員一樣大,只差他在議會中有一張專屬的椅子……」「使得很多瑞士人一整年都不知總統是誰。」瑞士外貿協會發行的小冊子這樣描述自己的國家。

原則上,現任副總統就是下任總統,而且是由七個部長輪流當總統,不會出現權力交替時,政局不穩的問題。也因此,瑞士前任總統常常在路上悠哉的騎自行車,或是單槍匹馬從國會走到行政大樓開會,也不會在路上得到特別的注目。

「有一次在路上看到總統一個人在趕路,我還特地趕過去跟他握手。」十六歲才離開高棉、以難民身分在瑞士受教育的瑞士聯邦經濟部經濟事務局(SECO)官員許俊德,雖已取得公民身分,仍然帶有東方人對權威的好奇。

而族群多元的瑞士,嚴格來說,沒有所謂的反對黨,而是處於多黨共治的局面。

七個部會中,有三大黨推出兩位部長人選,還有一名部長由另一個較小的政黨推派;此外,還有綠黨等支持率比較低的政黨,在特定議題也頗有影響力。「瑞士之所以百年來能歷經多個景氣循環,而不致動搖其國本,基本上跟很多基礎設施一百年前就奠定有關。」經濟部駐蘇黎世台北貿易辦事處主任高一心說。

基礎設施包含有形的鐵公路交通建設,以及郵政通信等,例如,一百年前瑞士的鐵路網就高度發達,如今跟台灣土地面積相當的瑞士,境內居然有高達五千公里的鐵路長度(編按:台灣鐵路長度為一千零九十七公里);無形的制度,則包括教育社會安全網的建置、教育制度、政府行政立法司法制度等。

在基礎建設之外,瑞士政府工業化一百五十年來,就一直奉行「政府不干預」為出發點的自由經濟,這一點也被認為是鼓勵瑞士企業積極走向國際市場的因素之一。

‧ 自由經濟體制,讓企業自生自滅
「政府不可能比企業聰明」

「基本上,瑞士政府是救個人,而不救企業。當一間瑞士企業經營不下去時,瑞士政府會任企業自行倒閉,但用完善的『社會安全網』,協助失業員工度過難關,轉業到新工作。」台北瑞士商務辦事處主任費爾說。

也正是這種「不干預」的精神,讓瑞士經濟在經歷多次結構轉型,以及外來經濟體的挑戰時,能不斷透過創新去維持本身的競爭力,而非接受政府「紓困」或特殊融資得以苟延殘喘。

「瑞士政府認為,若企業決定關廠或外移,一定是他很清楚,維持現狀無利可圖,而瑞士政府不可能比企業聰明。」SECO大使艾瑞克.薛德格說。

只要出現經濟衰退或大蕭條,要求政府出面的呼聲仍會出現,但即使是一九七○年代中期,瑞士傳統象徵的鐘表業,出現全軍覆沒的大危機,幾年內製表廠商消失三分之二,五分之三的製表工人頓時失業,贊成維持政府中立角色的意見仍占多數。

‧ 昂貴但民主的過程
公投決定七成議案

不過,瑞士議會與瑞士行政部門之所以相對清廉,跟人民手上握有一項制衡法寶有關」」公民投票制度。

在台灣,公民投票如今被視為具有特定意識形態者的「神主牌」。不久前(三月二十六日)公投法案還在立法院發生嚴重衝突,但公投在瑞士卻是個普遍被公民使用,用來「創制」或「複決」法律的工具。

根據瑞士法律的規定,國家立法機構通過的法律,若有八個州或五萬名公民提出要求,即可提報舉行公投。此外,所有聯邦修憲事宜,和申請加入任何國際組織,都得經過投票表決。

公投的範圍極廣。從隨袋徵收垃圾費的增加,到鐵路進行現代化,甚至想要在鐵力士山新建一條纜車路線,擔心影響到生態平衡等議題,都可透過公投來做最後的決定。據估計,有七成的法律都要經過公投。

不久前,曾有環保人士提案,一年有四個星期日不准任何車輛在路上行駛,包括外國車輛,當天都不准開進瑞士。「以公會的立場,我們是反對的,但我個人支持。有何不可?」瑞士總公會(Economiesuisse)公共事務部總監傅雷迪.穆勒這麼說。

平均每三個月,瑞士就有一個地方性或全國性的公投,但公投事實上是個耗時耗財的過程。傅雷迪.穆勒就提到,以去年舉行的全國性投票,亦即針對是否開放電力市場自由化進行公投,人民的投票結果是反對。

由於瑞士電力還處於壟斷狀態,平均價格高過鄰國三成,企業無不投入鼓吹自由化的行列,以求降低用電成本。其中,總公會就扮演遊說的「正方」角色。傅雷迪.穆勒說︰「光是政府印宣傳品讓所有公民了解所有議題,就要花三百萬瑞士法郎(約合新台幣七千五百萬元);我們公會則花了八百萬瑞郎(約合新台幣兩億元)。」

昂貴並不是公投唯一的問題,投票結果不一定會符合國家長期發展利益,這才是知識分子更大的隱憂。

以上述電力市場自由化為例,理論上,電力市場自由化後,企業可用更便宜的價格,向外國電廠買電。經營成本下滑後,最終將反映在消費者端商品的跌價。

「但民眾或許是分不清『自由化』與『民營化』的差別。」「遊說費用倒不足惜,整個瑞士產業要因為這項政策遭否決,每年要多支出一百億瑞郎(約合新台幣兩千五百億元)的成本。」傅雷迪.穆勒惋惜的說。

此外,公投的普遍使用,也讓決策過程拉得過長,尤其是近三十年來瑞士環保意識高漲,許多新的投資案都因環保訴求,懸而未決十數年。

「最近瑞士新建完成一條高速公路,事實上二十年前就規畫完成了,其中決策過程就花了十多年,真正興建只花了兩、三年。」瑞士旅遊局東南亞暨澳洲區總監索瑪魯加搖搖頭無奈的說。

加入歐盟與否,更是攸關企業界發展,但至今仍遭多數瑞士人反對加入的重大政策。使進出口都以歐盟占七成的瑞士經濟,未來更形艱辛。

今年五月,瑞士將進行有史以來最多項目的全國性公投,一次決定九項議案,從境內的兩座核電廠是否允其繼續運作,到是否給予肢殘人士在公共場所更多的便利措施等。

‧ 即使內部吵得不可開交
槍口還是會一致對外

當記者問到公投這麼曠日費時,瑞士為何不考慮降低其頻率?「雖然代價很昂貴,也不一定做出明智的決定,但如果不這麼做,恐怕就是流血衝突了。」傅雷迪.穆勒說明瑞士做為一個多種族共處的國家,公投是一個目前為止大家都能接受的解決方案。

「至今,瑞士議會裡也跟台灣一樣,不同背景、政黨的議員常吵翻天。你用德語問、我用法語答,協商過程長得不得了,」一位在瑞士的政治觀察家說,「但可貴的是,關起門來吵完後,政策一形成,卻能槍口一致對外。」

或許就是這種承認歧異的存在,但又彼此尊重,妥協以取得對全體都有利的最大公約數的務實態度,才能造就一個相對穩定的政治社會環境。族群共存成為台灣前途最大挑戰的今日,務實的瑞士人,能帶給我們什麼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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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3
我們沒有產業政策

採訪整理/黃惠娟
因為工資太高,幾十年內,瑞士和台灣一樣,持續面臨企業外移的壓力。不過,台灣的傳統產業急劇衰退成「夕陽產業」,瑞士反而轉型成高附加價值的創匯產業。瑞士可以提供台灣的經驗是什麼?傳統產業的失業人口如何安置?政府該做或不該做什麼事?《商業周刊》專訪瑞士聯邦經濟部經濟事務局(SECO)大使薛德格(Eric Scheidegger)暢談瑞士經驗:

‧ 創新
成功不保證能延續,你必須提升競爭力

《商業周刊》問(以下簡稱問):瑞士的物價已經相當高,照理說製造成本要比其他國家高,但是為什麼瑞士的傳統產業卻還能維持競爭力?你們可以有全球的食品大品牌如雀巢(Nestle),卻也有在國內製造、十分具有競爭力的巧克力等中、小企業?

薛德格答(以下簡稱答):我想這是創新的問題。如果你的競爭很激烈,你就會想辦法創新。瑞士政府確信,瑞士企業最知道他們自己要如何維持競爭力。

鐘表業就是最好的例子。瑞士在一九四○到一九五○年代間獨占全球的鐘表產業,但是,一九七○年代遭遇到相當大的危機。當時日本企業及亞洲國家做了一個很大的創新,就是引入石英及大量製造。

這給瑞士鐘表業帶來很大的教訓,告訴所有瑞士企業,啊哈,你可能會很成功,但這不會保證你一直成功。你必須不斷改進自身的競爭力。

瑞士其他產業也是一樣。十年前的製造業跟今天的製造業,面貌已有相當大的不同。
?問:台灣的製造業是︰當工資變高,他們就外移到其他國家,如中國大陸,去尋求更低工資的生產地。你們也曾面臨製造業外移的問題?

答:有一個口號是:「升級、升級、升級,再升級(upgrade, upgrade, and       upgrade)」。

譬如紡織業是近三、四十年瑞士非常重要的產業之一,然而,目前瑞士可自由進口很多紡織品,所以紡織業被迫要升級。

今天,紡織業在瑞士有製造廠的已經很少見,但是,這些中小企業還是生存下來了,因為他們可以為高級訂製服裝(haute couture)製造出相當高品質的紡織品(fabriques),或是為特殊的而高品質的設計品生產紡織品。我想這是唯一的解決之道。

走向國際市場,是另一個最重要的瑞士經驗。經濟越開放,競爭越多,你會從競爭當中學到更多東西,你也會學到如何從世界性的競爭當中存活下來。

‧ 國際化
面對更多競爭,才能學會存活

你看瑞士的知名品牌,像羅氏(Roche)、諾華製藥(Novartis)、雀巢及金融體系等,這些都是把自己定位在國際上的企業,所以,台灣的中小企業應儘可能快速將自己推向國際。那是艱辛的試煉,但你可以極快的進步。

每個國家的經濟發展都會面臨一個關鍵抉擇,亦即決定是要做價格競爭,或是你做品質的競爭。這是完全不同的策略。

瑞士被迫要選擇後者,因為它是開放式經濟,結構改變會很快,所以,R&D(研發)相對來講,就很重要。

問:製造高附加價值產品而非大量製造,是瑞士的傳統嗎?

答:對的。你看瑞士工具機產業,它做的產品從來不是極度創新(extremely innovative),但它有很強的傳統,就是要在現有的技術上持續的去改善品質,並且針對客戶的期望做最快的回應。所以,它們非常客戶導向,總是以好的但是現存的技術(good but existing technology)尋求新的解決方案。

我認為,瑞士對於那些沒人賣過的產品,並非特別有創新的能力,你會找到這樣的企業,但這不是傳統的瑞士企業。

傳統瑞士企業是去適應新科技,然後找出新的解決方案以提升它的品質。工具機產業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這就可以遠離價格競爭的市場,而是品質競爭。

‧ 高度開放
瑞士從來沒有產業政策

問:在這個過程中,有些產業消失,有些新生。政府在產業政策上,是如何觀照這樣的現象?是不是特別支持特定產業?

答:瑞士是相當特殊的一個案例,亦即瑞士從未有產業政策,至今,我們還是確信這是一種很對的作法。

瑞士是一個非常開放的經濟,也是一個跟世界經濟高度整合的國家,卻沒有對特定產業或企業有特殊的政策,所以,競爭在我們的企業間總是非常的激烈。

但相對從較廣的角度來看,你必須一直在開放競爭(open economy)的環境中,你才能不斷的升級,也才能持續的維持你的地位(to stay in business)。

問:瑞士政府並不會干涉企業是否要外移?

答:對,那是企業自由決定。我想瑞士面對開放競爭有超過一百年的經驗了,所以這是一直都存在的問題。

幾個月前諾華決定設一個研發部門在美國波士頓,引起相當多的討論,因為似乎意味著諾華要捨瑞士就波士頓了。然而,諾華保證,主要的研發基地還是在瑞士,因為他們仍需要瑞士這裡的環境、know-how,但同時也需要國際性的群聚效果(international       cluster)。

事實上,瑞士在一九六○年代是有汽車產業、一九八○年代還有卡車產業,現在雖然沒人在瑞士造汽車了,但瑞士經濟還是相當好。

一九九○年代,製造業流失了一八%的就業人口,某些製造業流失很多工作機會,但是,像化學工業反而成長了兩成。平均下來瑞士還是有很多就業機會。

‧ 轉型
抓住工業化機會,工作者流向需要產業

問:在傳統產業升級的過程中,如果轉型不順,失業率就會遽揚,我們認為這是目前台灣所發生的問題(編按︰台灣去年失業率約達五.一七%)。瑞士過去是如何度過這個過程?

答:瑞士在一百多年前還是一個貧窮的國家,是以農業為主。而且,當時甚至有很多外移人口,因為很多人吃不飽,很多人移民去北美洲,甚至南美洲像巴西或阿根廷。

後來瑞士抓住工業化的機會,從農業社會轉型為工業社會。很多人在這段期間失掉工作,需要社會的協助,這是為什麼瑞士在二十世紀初期就開始建立社會安全網(safety net)。

這個社會安全網包含好幾個層面,你除了可以領到失業津貼之外,政府還會協助你在最短的時間內找工作。

在瑞士,失業的人會比在德國或法國的失業者,來得不好過一點(less comfortable),他們會被迫去找新工作,且被迫去上職業訓練課程,或是去上終身教育課程。之後這些失業的人就有能力去適任新的領域的工作。

問:但是,你們國家的工匠制度是很發達的。一般工匠受完九年義務教育後,就會選擇進入一個領域當作是他的終身志業。我的問題是,一旦這個產業遭遇到危機後,他如何才能很平順的從一個產業轉到另外一個產業?它是有一些相通的技能嗎?

答:好問題,這端視不同的職業訓練。如果是特殊的技能,的確會比較難轉業,但每一種不同形態的職業訓練中,都有一些可用在任何一種產業的基本訓練。

職業訓練在瑞士很成功,原因是在瑞士不只要去學校或商業學校上課,而且還要去工廠或企業實習,從最基本、最簡單的工作做起。

而年輕人會發現,在新興產業或正在升級的企業找工作較容易,比較有實習的空缺。衰退中的產業就比較難找到實習的機會,譬如農業。

也就是說,工作者(work force)自然會流向最需要人的產業,無需政府事前來計畫,或定義明年需要哪些職業訓練課程。一隻看不見的手,在一個自由開放經濟中就會自然運作。

‧ 失業問題
勞、資會啟動薪資協商,讓市場自由化

問:如果一個產業突然遭遇結構性問題,釋出的勞工可能都是中、高年齡,其他產業的企業為什麼要用這些人?

答:我們也有類似的問題,但是情況不太一樣,我們碰到的中、高齡失業者,年紀是大約超過五十歲的工作者。瑞士一般的退休年齡是六十五歲,視產業不同而有不同。

但近二十年瑞士的工資漲得非常快,尤其是近十年。但企業必須保持制定工資的彈性,所以企業家就告訴年長雇員說,你有很好的工資,但我不能給更多,我們必須找一個解決之道,否則我只好雇用比較年輕的雇員了。

瑞士政府會把這種自主權留給企業,企業有權解雇那些他們覺得太貴的員工,而員工也心知肚明。所以他們會啟動薪資的協商,讓工資到達一個讓雇主和員工都能接受的水準,這就是讓工資市場自由化。

問:員工能接受比原來低的薪資水準嗎?

答:或者是說,員工調低了原先預期的水準。事實上,雖然企業有調整薪資的彈性空間,但我們有工會會出面爭取勞工的權益。也就是說,協商的機制會在雇主、工會與個別工作者運作,也就是這個彈性讓瑞士可以維持比較低的失業率(二○○二年大約三.八%)。

更重要的是,協商結果不是一體適用於一個產業裡面的所有公司,而是單一企業與工會協商。這點跟德國有很大的不同。以德國為例,當德國工會跟產業協商是一體適用的。但此地則遠為去中央化(decentralized),企業有較高的彈性。

問:所以工會的力量很重要?

答:很重要,但不是太強勢。工會可以捍衛勞工利益,又不會強勢到拿走勞動市場決定工資的彈性。這正是目前德國與法國的問題。

‧ 腳踏實地
追求高附加價值?展現極致品質

問:一般人心中的瑞士人是誠懇、務實,你認為瑞士精神是什麼?

答:他們喜歡工作。平均而言,我們一週工作四十二小時,法國三年前就引入一週工作三十五小時的制度,不久前社會黨提出一週工作三十六小時的議案,我們就舉行一個全民公投,但七五%的民眾投反對票。很不可思議,對不對?

因為他們知道如果少工作,他們的附加價值會降低、工資會降低。如果要他們在高工資跟閒暇時間做選擇的話,他們覺得一週工作四十二小時沒有問題啊。

問:台灣現在面臨一個問題,太多人想要進大學,沒人想要留在技職體系做廚師、水電技師等專門技藝,但大學生又無法找到好工作。

答:這是個好問題。正如我所提到的,工資制定在瑞士是非常有彈性的,如果哪一個產業特別缺工,自然會用提高工資的方式去吸引人,而勞工則可透過職業訓練或在職訓練去轉職。

而因為瑞士九年基礎教育後,一些基礎教育是相通的,譬如製表工人可以轉到相近的精密工業(micro       electronics)的製造。

問:像製表工人工作時無法說太多話,工作地點離城市這麼遠,娛樂又少,如何吸引年輕人投入這樣的工作?在台灣即便薪水高,也不見得有年輕人想做這種工作,瑞士有這種傾向嗎?

答:也是有這個現象。一九六○、一九七○年代也有很多單純勞力性的工作外移到國外去。所以瑞士人並不是特殊到願意做各種形態的工作。(編按︰瑞士外勞占總勞力比重兩成)

但的確在某些傳統行業是有其特殊的傳統或興趣存在,譬如製表業,雖然工作內容看起來枯燥,但他們看到一個精巧美好的產品藉由其手出現可能會很快樂,而非只是機器製造。

我想,更重要的是價值觀的問題。瑞士的階層(hierarchy)相對較少(flat),你可能是個醫生或製表工人,但卻不會因為職業而有高低貴賤之別。他們甚至可能是鄰居。即使是我們的總統,都是自己坐火車或步行上班,不會引起任何人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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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4
工匠精神 師徒傳承

文/黃惠娟
近三年,反全球化示威人士都會集結在瑞士義語區小城達沃(Davos),向在此召開世界經濟論壇的各國元首,嚴正抗議新的一年在全球化衝擊下,又製造出一波強過一波的失業與不安定。示威人士從歐陸各地遠道而來,砸毀全球化象徵麥當勞(McDonald),瑞士人卻還是波瀾不驚,理由很簡單,瑞士至今還是歐洲失業率最低的國家之一。

距離台灣半個地球的瑞士,雖然三分之二的勞動人口並未上過大學,但是他們所創造出來的競爭力,並不亞於擁有大學學歷的人。二○○一年瑞士平均國民所得達三萬四千美元,約合新台幣一百二十萬元,排名全世界第四名。

令人驚訝的是,前三大產值最高的製造業包括電機電子、化工與鐘表,都不是傳統定義下的高科技產業,且其從業人員主要是由相當於台灣的高職畢業生的技職人員所組成,最低基本工資達新台幣七萬五千元(編按︰台灣為一萬五千八百四十元)。

‧ 傳統工匠創造瑞士競爭力
「師徒制」養成三分之二勞動力

除了求完美與耐煩細節的工作態度外,教育制度如何支援瑞士人把競爭力發揮到極致?

參與巧克力協會的十七家製造商,包括聞名於世的瑞士蓮(Lingt & Sprungli),都是引入機器大量製造的方式,這類巧克力製造商所需人力不多;餵養更多人力的,其實是遍布於全瑞士大大小小的巧克力工作坊(chocolate confiserie),而訓練高素質巧克力師傅的方式,就是瑞士自中古世紀以來一脈相承的師徒制(apprenticeship)。

今年五十五歲的米歇爾.哈波(Michel Rapp),父親原來是個麵包師傅。由於巧克力利潤較高,米歇爾.哈波遂出去拜師學藝,學成後先後在日內瓦附近開了三家手製的巧克力店。

「爸爸雖然現在開了三家點心店,他年輕時連廚師執照都拿過。其實他最早只是餐飲店的送貨員。」還在英國念書趁寒假回來幫忙的女兒克莉斯蒂(Christelle Rapp)說。

從學徒制學習技能、進而取得由公會授與的證書,才能開始執業,三分之二的瑞士勞動力,就靠這套中古時代人才訓練概念下的產物,培養終其一生的謀生技能。

經過歷史的洗禮,學徒制在一九七○年代中期進行新一波變革。加入時代概念的瑞士學徒制,現在被納入瑞士的職業教育制度(vocation-education program)的一環。

「它是一個在良好監督下的組合」」在職訓練(on-job training)與課堂學習(regular classroom learning)。」《瑞士新聞報》(Swiss News) 在今年二月的一份特別報導中指出。

橫跨四百種職業別,瑞士人用一種全國性的標準,設計這套具有「現代意義」的師徒制。

從最原始的麵包烘焙、廚師,到工程技師等專門技術領域,再到較為複雜的學門如建築師、商業管理、行銷、工程師等領域,甚至到只需要一些簡單技能,如加油工、超市的結帳人員提供一年的訓練,學徒制使成為世界勞動品質最高的國家之一。

‧ 學徒生涯-
實際工作經驗┼職校的理論課程

瑞士現代的學徒制概念,有點類似台灣的建教合作。簡單來講,就是上完九年義務教育後,不想進入學術研究領域的學生,可以選擇上職業學校;而職校的上課地點,一個星期中,有三到四天要到企業內見習,剩下的一到兩天,再回學校去上語言、數學、物理、化學等理論課程。

以擁有三家巧克力店的米歇爾.哈波為例,目前他「旗下」每年平均有十多位實習生。清晨八點,位於小鎮Pragins的巧克力工作坊中,米歇爾.哈波帶領十來個實習生忙進忙出。

年紀最小的是十五歲的法國人史提夫.夏波樂(Steve Chabrolle)。因為姐姐就這裡實習,喜歡做甜點的史提夫,中學課程還沒畢業,趁著寒假一週來此幫忙三天,每週都要翻越諸羅山跋涉而來,跟著米歇爾製作巧克力。

跟夏波樂的玩票性質不同,十九歲的湯瑪士.卡薩里(Thomas Casari)是在此修習正式學位的實習生(apprentier)。今年是他在哈波巧克力店實習的最後一年。

卡薩里一週在這裡實習四天,每週還要回學校上一天半的課,四個月後,整個為期三年的實習課程即將結束。如果通過他的師傅哈波先生的認可,公會會發給他合格的糕餅師傅證書。

而在此正式實習的湯瑪士,不是在這裡賣勞力換學歷,每一個月,每個在此實習的見習生,可以領到四百到六百不等的瑞士法郎(約合新台幣一萬到一萬五千元)的薪水。

問他結業拿到證書後有什麼打算?「先去找一家大飯店實習,也加強語言,然後開自己的巧克力店吧。」湯瑪士汗水微沁、雙手沾滿奶油麵粉疙瘩,羞澀但自信的說。

江詩丹頓的製表工人和米歇爾.哈波,都是典型瑞士人的面孔:投注一生的心力於一個志業(career),然後透過師徒制及學成後不斷的在職學習,去鍛造其價值。

‧ 教育體系從國中就開始分流
大學採菁英制,依能力及興趣分組

根據洛桑管理學院的「國家競爭力報告」,二○○一年瑞士位居全球第七名,台灣是第二十四名,其中瑞士的就業市場位居全球第四名,台灣則是第三十六名。

令人訝異的是,擁有七百萬人口的瑞士,境內只有十二所大學及七所應用大學。就讀於十二所大學的大學生僅有九萬五千個名額,而應用大學的二萬五千名學生則一樣需要每週實習,才能取得文憑。

相對而言,台灣目前有九十四所大學(編按︰若含專科則超過一百三十所),乍看之下,台灣似乎人力素質更高。但是,人力素質的提升,是否一定要靠學歷的提升?對瑞士而言,答案是否定的。

和台灣早期的能力分班類似,為了讓教育資源做最有效的利用,主要為培養學院研究人才的瑞士大學,採取菁英制,因此,瑞士小孩從國一開始就逐學期依能力及興趣進行分組。

而不進入大學的學生,則可選擇進入另一個體系-技職教育體系。遠嫁瑞士的台灣女士陳玉蘭舉大兒子為例子:「艾迪上國一前三個月,就淘汰五分之一,學期結束後會再刷人,一直篩選到高三。」

由於社會階層(hierarchy)不明顯,對瑞士人而言,職業無貴賤之分,學歷在就業市場的重要性並不顯著。

瑞士法定的退休年齡是六十五歲,入行後還有長達四十年左右的職場生涯,如何與時俱進維持技能的創新?此時,就要由企業主義務提供員工大量的在職訓練。

在經濟部駐蘇黎世台北貿易辦事處任職的林慶如,畢業於瑞士的餐飲學校,他在拿到文憑後,進入餐飲業工作。

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下,他接觸電腦軟體撰寫課程,主管也慨然補助七成的在職進修費用。如今,林慶如卻因為電腦相關技能這項第二專長而轉職,這樣的例子在瑞士並不少見。

除了提供實習機會的企業,以及教授理論課程的學校外,公會是建構瑞士職業訓練制度另一根支柱。

「我們每年要從廠商那邊蒐集最新的研發、技術與行銷趨勢,然後聯絡學校,請他們設計適合的課程,讓學生及已就業的員工上課,避免這些員工的技能跟不上時代的進步。」瑞士電機電子協會秘書長麥耶(K. A. Meier)博士說。

學徒制大量供給合格,有實務經驗的員工給各行各業,使年輕人的失業率只有德、美國等國的二分之一,也認為是傳統產業競爭力不下於高科技產業的秘訣。

‧ 入行後持續接受在職訓練
避免技能停格,與時代脫節

根據《商業周刊》第八○一期的報導,台灣這一波失業的產生,有很大一部分是在全球化的過程中,不自覺地被掃出「贏者圈」外的人。

反觀瑞士,經濟至少富了一個半個世紀,經歷的景氣波動不知凡幾,二十年前主導瑞士經濟的產業可能如今早已消失,為什麼這些「一生只做一行」的工作者,不會經歷一蹶不振的窘境?

「瑞士政府是相當自由的經濟,基本上救『勞工』不救『企業』。所以瑞士很少針對企業紓困(編按:唯一的例外是二○○一年宣布破產的瑞士航空,至今這個作法仍備受批評)。這個時候社會安全網(social net)就派上用場了。」瑞士駐華代表喬斯特.費爾(Jost         Feer)說。

一九七○年代瑞士鐘表業出現的大衰退,就是最好的例子。

石英表(主要動力為電子的表)其實是瑞士發明的,但以機械表(表殼內沒有任何電子產品,完全以零件組合為動力,必須上發條的鐘表)稱霸全球鐘表業長達兩百年的瑞士鐘表業,卻沒有意識到來自亞洲的石英表會在三、五年間,使瑞士鐘表業喪失了近五成的市場。

「在那之前,瑞士鐘表業對內(指國內)競爭大於對外競爭;在那之後,瑞士鐘表業三分之二的業者消失,而鐘表業從業人員則減少五分之三。」江詩丹頓全球總裁普洛許(Claude-Daniel Proellochs)說。

幸好,從二十世紀初即逐步建構的社會安全網此時便可派上用場。根據瑞士政府的規定,失業勞工可以支領數額僅涵蓋基本需求的失業津貼,但是,在這段期間,失業者必須選擇未來要轉業的方向,並有義務要去上完整的職業訓練課程。

「在瑞士失業可能比在德國、法國等國失業還要來得不輕鬆。」瑞士經濟部經濟事務局大使艾瑞克.薛德格說,因為領失業津貼外,還有上課、找工作的義務。他也補充,這套社會安全網,在許多經濟困難的時刻,緩衝了不少社會衝突的可能性。

此外,近年來這套技職教育,已逐漸鬆動「一生做一行」的觀念,讓更多年輕時入錯行的人有重新學習的機會。

瑞士國鐵局負責公關、今年才二十七歲的羅蘭.賓茨(Roland Binz),則是另一種狀況。

他原來在大學就讀法律,因為對新聞採訪有興趣,大三索性休學不念了,直接到伯恩當地媒體擔任記者。

一年多前,羅蘭入伍並被派往科索沃,在科索沃的六個月期間,年僅二十五歲的他被指派擔任瑞士科索沃駐軍的媒體發言人。

豐富的媒體經驗,使得羅蘭在退伍後,在年齡不滿瑞士國鐵局要求的三十歲之下,以大學肄業的學歷爭取到瑞士國鐵局的工作。「學歷在此不是絕對重要的。」他說。

雖然羅蘭負責媒體公關,但在前半年的時間,他一週仍有一到兩天要到不同部門去實習。「我修過幾天的鐵路、查過票、進過機房、控制室。雖然我不專職做這些工作,一旦發生狀況,我可以第一時間理解問題所在。」羅蘭說。

根據瑞士聯邦統計局的統計,二○○○年受過職業訓練始能勝任之工作達五千零九十瑞士法郎,相較於一般普通之工作平均收入為四千零七十九瑞士法郎,平均多出了二○%的薪資。

‧ 技職人員薪資比普通工作者高兩成
台灣卻仍崇尚「唯有讀書高」舊觀念

周延、彈性的技職訓練體系,讓七成瑞士人毋需傲人學位就能擁有競爭力;反觀台灣,二○○二年失業率高達五.一七%,十五」二四歲青年失業率更高達一一.九一%,製造業外移導致工作機會的減少,固然是原因之一,人力素質未隨之提升,更是導致「高學歷」失業者的主因。

根據聯合國的文教組織統計年鑑的數字顯示,二○○○年台灣高等教育在學率(指十八至二十一歲大專以上學生,占該年齡人口數的比重)高達六八.四%,遠高於英、法、德等歐洲國家的比重。

然而,一○四人力銀行總經理楊基寬,也在「未來產業發展與就業市場」座談會上指出,照理說,理工科系畢業生應是炙手可熱,但是,當他們幫聯電等指標性企業求才時,企業多半指定要台、成、清、交的畢業生,其餘學校畢業生就甚少機會。顯示企業主對多數大學畢業生的素質十分保留。

從經建會今年二月發布的一個統計顯示,未來十年台灣職缺最多的行業是技職人員;相對於高學歷、高失業的大趨勢,學歷不高、擁有特殊技術的專職人員,終於由黑轉紅大翻身。

技職學生待遇不見得較大學畢業生差,但年輕人還是擠破頭想進大學,「生產線找不到訓練有素的專職生,大學生來應徵又不合用」成為台灣企業主普遍的心聲。

專一、與時俱進的職業訓練,打造了全世界素質最高的瑞士勞工,讓一群沒有大學學歷的技職人員也能享有優渥的薪資報償,並進一步成為傳統產業永續經營的推進器。瑞士的做法,能為台灣帶來什麼新的思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