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案實例

特色、創意倒在其次，仔細推敲，品質、可信賴才是「made in Switzerland」的招牌。

富邦集團總裁蔡萬才二月份接受《商業周刊》訪問時指出，要解決台灣目前面臨的失業困境，要學習瑞士發展服務業與金融業的經驗。經建會早在元月提出「觀光倍增」方案時，也是直指台灣的觀光業要學瑞士。

大家都說要學瑞士，到底是要學瑞士的哪一點？瑞士人如何讓全世界甘心買貴？

一張張瑞士人的臉譜會說話。

派翠克．法柏（Patrick Favet）是瑞士知名機械表商江詩丹頓（Vacheron Constantin）的鐘表匠（watch maker），不久前才由另外一家號稱世界最貴的瑞士鐘表商百達翡麗（Petek Phillippe）轉到江詩丹頓。雖然生就一副高大的身軀，不過，十多年來，他的工作卻是沉默地在遺世獨立的環境中，每天與幾個指尖大的鐘表零件搏鬥。

只有極少數的製表工人，可被稱之為鐘表匠。不同於石英表是以電子為動力，機械（mechnical watch）表殼內沒有任何電子零件，所有功能與動力，都是靠機械零件組合後上發條。

‧   專注且堅持
鐘表產值占全球五七％
六十名工匠每天生產一只高級表

高達兩百個零件巧妙鑲嵌在鎳幣般的表殼中，只要一個零件有些微誤差，一只少說數十萬元的表，價值就從天堂被打入地獄。鐘表匠只做兩件事，就是用其極其敏銳的指尖，做組裝及最後的測試，將細小、冰冷的部件點石成金。

江詩丹頓鐘表製造廠就位於法國邊界、十多家頂級表商聚集的諸羅山間，六十名工匠平均每天只生產一只高級表。三十出頭的派翠克．法柏，雖然只有職校文憑，每月薪水可達六千塊瑞士法郎（約合新台幣十五萬元），比受過大學教育的上班族不遑多讓。

「最頂級的鐘表雕刻師月薪更是沒有上限，在家接案子就好。」江詩丹頓的行銷經理大衛．伯納（David   Bernard）補充。

五十七歲的里諾．卡伯拉（Lino Cabras），是派翠克．法柏的同事，他十七歲時就進入製表業，從小學徒做起，再過七年他就可以退休了。他的正式頭銜是拋光師傅。

這個工作是利用皮革、木材等不同材質，將已鍛鍊成型、指尖大的部件打磨出角度、光滑的表面及炫人的光澤。拿到比較複雜的部件，甚至一件要花兩、三天的時間，才能磨出漂亮的光澤與角度。

雖然語言不通，羞澀的卡伯拉先是張著羞怯的雙眼一旁觀察我們；然而，坐上操作台後，自信而滿足的神情從他眼中四射。「只有他能操作那台機器。」大衛．伯納說。

像法柏和卡伯拉這樣的製表工人，都是受過小學及中學九到十年義務教育後，直接進入技職體系，一生只琢磨一項技藝，但是，不論負責的是哪一個流程，在江詩丹頓的工廠中，每一位工作者都是從容、清爽、自信，沉浸在各自的工作節奏中。

‧   量少但質精
從不量產，質地無可挑
提高每個環節的品質

他們一天工作超過八小時，因為必須很專注，或許一週才能完成一件指尖大的部件，工作單調而蒼白。完成的產品漂洋過海後，卻躍身為專櫃櫥窗裡一雙雙渴望的眼神。「他們有在創造藝術品的驕傲。」江詩丹頓全球總裁普洛許（Claude-Daniel Proellochs）說。

瑞士執全球鐘表業龍頭長達兩百年。目前是瑞士第三大製造業的鐘表業，去年五百七十家表商，共創造一百零六億瑞士法郎（約合新台幣二千六百五十億元）的營收。二○○一年瑞士出口的鐘表數量只占全球的一六％，但產值達到全球的五七％，全球高單價鐘表九成是瑞士製品。

此外，二○○○年瑞士出口的手表平均單價三百一十二瑞郎，相較於前一年成長一九．五％。這一點也可從瑞士表的平均單價為其他主要製表國家的兩倍以上，充分說明這個現象。

「瑞士幾乎從沒有大量製造，量少質精的產品是多數產業的特色。」瑞士經濟事務局（ＳＥＣＯ）大使艾瑞克．薛德格說。

紡織業也是如此。一百五十年前，瑞士即是靠紡織開始工業化，帶動化工，以及金融保險業的興起。但是，近二十年來，紡織業遭逢結構性重整，總人力由六萬八千人減少至二萬五千三百人。

不過，瑞士紡織業的產能卻成長九成，至今還是第四大製造業產業，以生產少量高利潤的巴黎、米蘭等高級訂製服（haute   couture）為主。

小小的差別，創造大大的價值空間，瑞士的產業發展，特色都很類似。

「瑞士對於那些沒人賣過的產品，並非特別有創新的能力。傳統瑞士企業是去適應新科技，然後找出新的解決方案以提升它的品質，工具機產業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因此就可以遠離價格競爭的市場。」薛德格說明，傳統瑞士的競爭力並非在於創新，而是品質改善。

「低價產品對我們沒有威脅，因為那不是我們的市場。」瑞士電機電子協會秘書長麥耶博士說。

問他美式大量製造的產品，對他這種歐洲思維是否造成威脅，他用詞審慎但面露譏諷的說：「當我到美國，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們連裝廁所紙的鐵製滾筒，都無法將紙齊一裁下來，你說呢？」「我們不賣便宜貨。」他直截了當的說。

但是，要如何才能做高價高毛利的產品？「在每一個環節都不斷的提高品質。」麥耶說。

一樣都是製表，亞洲大量製造的鐘表只要十個零件，所有的零件每樣都是機器大量製造、濺鍍，幾分鐘一只新表就出爐了。

反之，江詩丹頓的表至少有兩、三百個零件，至少一半以上的零件都要再經過人工的拋光、打磨、測試。「原來以為機械表在石英表出現後會變成明日黃花，沒想到高價的產品仍然有市場。」瑞士鐘表協會總裁尚丹尼爾．帕區說。

不斷的品質改善，需要的是對細節的耐煩，以及願意「雞蛋裡再挑骨頭」。

‧   細心且尊重
不只對細節耐煩，也在雞蛋裡挑骨頭
官方旅遊網頁上提供二十種語言備查

瑞士鐵路以準時聞名。四千平方公里大的國土面積塞進了五千多公里的鐵路，每一寸國土都有鐵路經過，然而，瑞士鐵路局還是在二○○○年發動了一項「Railway 2000」的計畫，計畫再興建偏遠地方的鐵道，並在原來沒有配置隨車人員的列車上增人，進一步提升客戶滿意度。
增加海外據點客戶服務，也是瑞士整體競爭力極強的一環。全球第四大食品處理機品牌Buhler，成立於一八六七年。「我們當時的機器，兩台就足以滿足國內市場了，」Buhler業務副總比柏榕（Eberhard Perlberg）說，因此，Buhler早就開始做海外行銷，「一八九一年我們就建立阿根廷據點，當時光是到阿根廷要一個星期。」他說。

如今，營運總部還在發跡地」」人口不滿萬人的小鎮Uzwil，早期的麥粉研磨機的技術也進化到食品處理機及其他精密工具機，在二○○一年的全球營收為十四億二千八百萬瑞郎（約合新台幣三百五十七億元），算是典型的中小企業（跟台灣的禾伸堂規模相當），但Buhler在超過一百個國家卻設有分支機構。

每一只瑞士製的手表，即使最便宜的產品，如一、兩千塊瑞郎的Satch的石英表，在台灣都有維修點。「你手中的這只表（定價新台幣四千五百元），我打賭最少在香港有維修人員。」丹尼爾．帕區說。

每到一個旅遊景點，迷途的路人總可向旅遊中心（tourist information）請求支援，不管是在最大城蘇黎世，或人口僅有五萬的製表小鎮比恩（Bienne），旅遊中心人員的標準動作都是一個溫暖但不膩的微笑，迅捷的取出地圖，以螢光筆標出目的地，最後以英文建議你不同的到達途徑。

而打開瑞士旅遊局的網站，可分別用二十多種語言瀏覽，連「南非英語」這種只有南非人能區分出不同的語言都有。台灣人最愛的景點鐵力士山，從山下到山頂共要換三趟纜車，每一個轉接點都有詳細的中文標示。「山頂餐廳還備有詳細的中文菜單。」曾派駐瑞士十二年、現任經濟部政務次長的陳瑞隆印象深刻的說。

在瑞士旅遊，跟買瑞士製的產品一樣，除了貴，很難讓你挑剔。

‧   保守且務實
工業化晚，勤奮態度一如農業社會
生活前提是工作，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耐煩處理細節，與向自己挑戰的特質，可以從瑞士的歷史觀察出來。跟台灣的命運類似，瑞士一直以來是在列強縫中求生存。最遲在一百八十年前拿破崙時代，都還被法國統治，所以他們特別想要掌握自己的命運。

一直到現在，瑞士跟台灣一樣都是強制入伍，如今，成年男子家中都還備有軍事裝備，烽火一起，就能拿起武器保衛家園。「警覺、保守、務實」因而成為對瑞士人常有的形容詞。

事實上，瑞士算是歐洲工業化較遲的國家，甚至較東歐的捷克、波蘭還遲。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至今的黃金五十年，才是真正讓瑞士達到「均富」的關鍵時期。

二○○一年，瑞士的國民所得三萬四千一百八十五美元，幾乎是台灣的三倍。瑞士貿易發展協會（類似台灣的外貿協會）公共事務經理史提芬．麥耶（Stephan Meier）說，五十年前的瑞士比較像今天的中國和印度，極貧及極富並存。

直到今日，瑞士人生活的前提就是要工作。雖然瑞士是以人道關懷聞名於世、每年對慈善機構與紅十字會的捐款居於全世界前幾大，但社會福利制度仍是強迫失業者儘快找到工作。「瑞士的失業者，日子會比其他國家難過一點，」艾瑞克．薛德格說，「他們喜歡工作，而且尊重自己跟別人的工作。」而駐台長達十五年的台北瑞士商務辦事處主任費爾（Jost Feer）說，他自己在台灣，週末時仍在收發e-mail，處理公務。

喜歡工作，這從工匠到上班族，從公務員到學生，還維持勤勉與規律可以看出。「瑞士基本上還是農業社會的生活形態。」遠嫁瑞士的台灣人陳玉蘭這麼描述。

清晨五點，瑞士第一大城蘇黎世就發出了第一班電車，六點多從郊區靠火車通勤的火車上，衣著樸實的瑞士上班族擠滿了火車站，八點之前辦公室裡早就燈火通明繁華了起來。

二月中旬，零下六度，大雪紛飛。清晨六點，黑暗的天幕還看得見微弱星辰，陳玉蘭國一的大兒子艾迪，跟國小三年級的小兒子艾德蒙就踩著腳踏車奮力騎向學校；晚上九點，多數人就準備熄燈就寢。

「多數的瑞士人不會覺得自己有錢，」史提芬．麥耶說，「我爺爺那代太窮，只能出外幫義大利和德國當傭兵，根本存不了錢。我父親那一代恰巧碰到戰後（第二次世界大戰），滿地都是創業機會才富起來，現在算是富到第二代。」

‧   富有與付出
有所得就有所付出
每週三十五工時竟遭七五％公民反對

問他富到這麼多代後，為什麼沒有出現向上一代伸手要錢、只要享樂不要工作的論調？「有所得就有付出。可能是我們十八歲以後就想獨立於家門，不要人管吧？」史提芬．麥耶解釋。

不久前，四大政黨中的社會黨想要效法法國，提出每週工時由四十二小時，降至三十五小時的議案。交付公民投票的結果，是七成五的民眾投票反對這個議案。「很不可思議對不對？因為人民知道少工作就要少消費，所以，他們覺得多工作沒有問題啊。」艾瑞克．薛德格說。

同時，瑞士同樣也以罷工率低聞名。「所以，相較之下，外來投資並不覺得瑞士的勞工貴。」類似台灣的總公會Economiesuisse的公共事務總監傅雷迪．穆勒（Fredy Mueller）說。

或許是社會階層（hierarchy，意指在品類、順位或階級上逐一升高排列的人）不明顯使然，職業尊卑在瑞士也沒有特別凸出。相對於歐陸其他在歷史上留下赫赫聲名的大國，瑞士從未產生有力的王朝。加上經濟發展是近一百年來的事，因此，社會階層較歐陸其他國家來得少。「所以，瑞士旅遊的強項裡沒有歷史古蹟，多半是靠天然資源。」陳瑞隆對瑞士下一個註腳。

在瑞士經濟事務局工作、十六歲才由柬埔寨以難民身分逃往瑞士的許俊德說，不久他出席前一場由瑞士駐中國大陸大使主講的演講，聽眾異常踴躍，晚到的人全部站著聽講。

「我身邊就站兩位大使級的人物，在瑞士，沒人跟你講身分、地位，遲到就沒位子坐。」也因為這種平等精神，許俊德現在仍很感激瑞士政府當初讓他和一般瑞士小孩一起受教育、進大學。

‧   台灣的反思
提高價值，學做「賺一顆蚵仔」的生意
想要富過三代，老闆到員工都要提升

經濟部官員麗塔．巴德格（Rita Baldegger）聽到來自台灣的我們，問及學歷與社會地位關連性問題時，就舉自己的例子說明︰父親是工人，家中小孩只有她一人大學畢業，其他沒念大學的兄弟姐妹，都是技職教育出身，並沒有人認為不念大學很丟臉。

相對於瑞士，台灣近三十年來的經濟發展，仍未脫離以量取勝、薄利多銷的特色。

嘉義縣長陳明文曾以更通俗的語言形容，台灣人「只會賺一斤蚵仔的錢，不會賺一顆蚵仔的錢」。法國人賣生蠔就是按顆計價。這是經營高附加價值的生意，需要不一樣的智慧，台灣人從老闆到勞工都需要提升。

中研院社科所研究員、現任景文大學校長的朱雲鵬，近年來發表一連串關於台灣失業問題的研究，其中有兩個重要的發現。

第一、朱雲鵬發現，近十年來台灣製造業的附加價值的提升，由營收擴大所帶動的營收效果占到近九成，經由提高附加價值的效果僅占一成左右。觀察近十年製造業的發展，朱雲鵬指出，台灣其實並未明顯往高附加價值與注重研發創新等方向走。

第二、台灣的傳統產業衰退的速度過快，但傳統產業能提供大量就業機會，全球化浪潮下釋出的失業人口，主要即來自傳統產業。

朱雲鵬引用主計處的資料指出，一九九九年荷、瑞、英、法及義大利的傳統產業，占全體製造業附加價值的比重均達七成以上，亞洲的日本亦有六成，均較台灣的五成六來得高。因此，朱雲鵬認為，我國傳統產業的比重已經偏低。

同樣的產品，台灣是每十件、百件喊價，瑞士卻能「按件計酬」，這把通向競爭力之鑰，即在於新科技不斷淘汰舊產業的結構調整中，注入務實、持續再改善的精神。

不斷提升品質讓全世界「甘心買貴」，是歐洲的小國瑞士人，打造百年競爭力的核心精神，但俗話說：「富過三代，才知吃穿」，其實要能從賣「一斤蚵仔」提升到賣「一顆蚵仔」，所要具備的除了是無可挑剔的品質外，富過三代以後隨之而來的品味事物的眼光，更是惡補不來的素養。

富過一代以後的亞洲小國台灣，現在正遭遇嚴厲的升級挑戰，可喜的是，正因為富過一代，台灣比亞洲其他國家更有做「一顆蚵仔」的本錢。努力加上品味，在瑞士精神衝擊下，台灣經濟將會激盪出什麼新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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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組織超迷你 總統一年換一個